[7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５、１５９、１６０页。

这类群体摆地摊更多属于公民职业自由范畴，这与劳动权有别。[11]例如日本学者大须贺明认为， 以生存权为首的各种社会权利主体， 是指生活中的贫困者和失业者等， 是存于现实中的个别的、 具体的人， 即带有具体性、 个别性这样属性的个人。

因流动性大而造成实时监督困难，致使公共卫生问题和环境污染现象较为严重。我国公民生存权是一项由立法形成的权利，具有法定性，但鉴于生存权内容散落在众多权利条款中，本文认为不宜直接认为我国公民生存权也是一项具体的可请求的权利，否则难以明确具体的请求权条款。《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第三条规定: 下列经营活动， 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 (一) 在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 销售农副产品、 日常生活用品， 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 便民劳务活动; (二)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的规定， 从事无须取得许可或者办理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公民生存权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公民积极自救，如果仅靠国家去维持公民生存，不仅会导致国家负担过重，也容易滋生公民被动施舍的心理，从而丧失自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海2022年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明确商贩可以在划定公共区域内摆摊经营。

但用财产权去对公民所有摆地摊的行为进行权利定性，无法解释以劳务技术为主的这类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地摊经济，因而主张摆地摊属于公民财产权的观点具有片面性。[14]第三，用生存权去解决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争议，解决土地承包或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从语义上看，该条主要针对的应该是应急状态，但举轻以明重，实际上也为我国紧急状态下行政处罚程序的简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43]第二种现象则可能主要是认知上的问题，地方政府还不清楚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的区别，将两者混淆。(一)紧急状态决策权紧急状态决策权是指决定是否启动紧急状态的权力，其位于整个紧急过程之顶端，是紧急权力的起点。[18]这实质上与戴西的特权理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暴发流行期是指传染病疫情在一定时间内在一个局部地区集中爆发，其影响范围和危害后果较大，甚至会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

[37]本文比较倾向于其中的三分法,因为从戒严的特征和外在形式来看，其更多的只是一种具体的应对措施，在多种场景下都可以适用，而无法构成一种独立的紧急状态类型。紧急状态的应对主要遵循以块为主的属地管理，一般是由一级政府统一指挥协调。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这其中，必须接受如实提供等体现了紧急权力的特殊性面相，不得泄露个人隐私等则彰显了紧急权力的法治性面相。这三种紧急状态类型，其影响的全局性和深刻性依次递减，政府在其中所享有的裁量权限以及所行使的应对措施的力度和强度亦渐次降低。尤其对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和征用等具体行政行为，它们属于法律行为，只要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主体当然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57]其次，在线庭审等互联网+模式在为当事人提供便利，提升司法审判效率的同时，也存在减损当事人诉讼权益，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的风险。

鉴于紧急状态决策权的重要性，在法治状态下，各国宪法或法律均会对该项权力的行使施加非常严格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应明确在线庭审的运行规则，仍须遵循直接言词、集中审理、公开审理等司法审判原则，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方式保障庭审过程的流畅性和严肃性，确保其运行不违背基本的司法原理和准则。[30]本文比较倾向于上述中的五分法,因为这五个类型均具有较为鲜明的独立性，特征各异，并且紧急状态治理越来越走向精细化也是未来发展趋势。战争在多数意义上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受国际法调整，但通常也会对一国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引起国内法秩序的变化。

还有些人民法院则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互联网+的模式探索开展云接访云受理在线庭审云执行等，提升司法便利和效率。 注释:[1] 参见常璇、杨成梁：《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概念及辨析》,《当代法学》2005年第2期，第131页。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决定战争状态,国家主席根据这一决定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在我国，战争、内乱等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紧急事项，因此最先被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调控范围。

[51]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8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紧接着,其第19条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52]参见邢鸿飞、葛琴琴:《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快速、从重处罚的适用》,《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0页。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6期。[38]2004年3月8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曾阐释了紧急状态与戒严之间的不同。紧急状态宪法理论则是由美国学者阿克曼(Ackerman)提出的。[50]此外，在紧急状态下，执行权行使的程序虽然可以被简化，但这种简化应当主要集中在立案登记、行政审批、集体讨论等内部程序环节以及时效上。国内法上的战争状态，是一种最严厉的紧急状态类型，是特殊中的特殊。

[45]比如，执行权行使的范围在紧急状态下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延伸至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等诸多私权领域。在后期的竞争中，相对主义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即便因紧急事项而确需停止司法监督机制的运行，也应援引和适用各实体法和程序法中的时效中止规则，[56]将紧急事项视为不可抗力因素，受其影响的期间不计算在内，待紧急状态正式终止后再行启动。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法治理想对法律的运行提出了何种道德要求。

[1]在现代社会，很多国家都已经将紧急状态上升为一个法律概念甚或宪法概念，紧急状态有其特定的内涵、外延以及运行规则。(二)紧急状态执行权紧急状态执行权是指在宪法层面正式启动紧急状态后，政府为应对紧急事项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手段之总称。

[29]改革开放后，自然灾害、社会事件等各种传统的和新兴的来自不同领域的紧急事项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家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年)、《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等法律法规。[47]《孟加拉国宪法》第141条规定,在紧急状态公告令实施期间,总统可以发布命令宣布,在紧急状态公告令生效期间或命令中指出的较短时期内,中止公民基本权利。紧急状态包括戒严又不限于戒严,适用范围更宽。人应成为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尊重人的主体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得把人看作一种工具、客体或手段，国家的一切行为不得损害基本人权与人的尊严。

他认为，在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宣告紧急状态、发动反恐战争，导致了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等一系列后果。[26]比如,《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第1项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

[6]故此，有必要详细考察紧急状态概念的生成和发展过程，系统阐释紧急状态的构成要件、运作机理，以及其与战争状态、应急状态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此基础上明晰紧急状态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面相。究其原因，可能是国家基于对社会形势的判断，认为即便是诸如重大传染病疫情这样的紧急事项，其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和程度都还未达到启动紧急状态的地步，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所确立的应急状态就足以应对。

一战战败之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于1919年颁行《宪法》。如果这些公民权利都可被克减，实属本末倒置。

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第89条即将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策权分别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第13条规定:一、住所不得侵犯。结 语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越是经历艰难险峻的时刻，越是要珍惜法治的价值和作用。[10]特权理论主要形成于17世纪，其核心观点是政府为应对紧急事项可以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代表性人物有洛克(Locke)、戴西(Dicey)等。

受此影响，时至今日，多数国家都已建构出一套紧急状态法律体系，在赋予应对主体紧急权力特殊性的同时，要求其必须在法治轨道内活动，恪守基本法治精神和原则。在法国，1789年，国民议会制定了第一部《戒严法》;1791年，宪法委员会又制定了《围困状态法》,授予军事司令官几乎所有的政府权力，实行军事统治，采取军事措施。

意大利、韩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相继由国家元首或者国家立法机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1]事故灾难型紧急状态主要针对的是各种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等，其往往夹杂着复杂的地方性因素，有时还会涉及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23]郑玉双:《紧急状态下的法治与社会正义》,《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116页。界定紧急状态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社会状态和具体情境的转换问题……满足应急法治的要求。